中纪委机关报文章：穿透租赁表象识别受贿本质

实践中，“以租为名”的受贿行为较为隐蔽，意图通过形式上合法的租赁关系掩盖权钱交易的本质，在认定行为性质时，应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，重点考察行为人双方的主观故意以及租赁关系的真实性等，精准予以处理。

有这样一起案例。甲，A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；乙，B建筑公司实际控制人，在A市承接市政工程。2016年以来，甲多次利用职务便利为乙提供帮助，乙多次表示希望答谢。2019年，甲以朋友名义购入一处临街毛坯商铺，后因周边人流量少、配套设施不足，长期未能出租。2020年，甲邀请乙实地查看商铺，表示该商铺虽登记在其朋友名下，但实际归自己所有，并向乙提出，因商铺长期闲置，希望乙能帮忙物色合适的承租方。乙表示该商铺位置不好，恐怕难以出租。甲让乙“多想想办法”。乙为感谢甲多年来提供的帮助，便主动表示，“既然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租客，不如就由我们公司来承租，也算是对您一直关照的一点心意。”甲听后表示同意，并当场定价月租8000元，年租9.6万元，租期五年，按年支付。为掩盖事实，双方约定，以甲朋友的名义和B公司签订租赁合同，具体事项由乙的助手办理。合同签订后，乙的助手从甲处将商铺钥匙领走，但乙未向其助手要钥匙，B公司实际未使用该商铺，也从未与甲联系协调开通水电气等事宜。后甲得知B公司实际并未使用商铺时，也未多说一词。乙通过B公司账户将“租金”支付至甲朋友账户，最终转入甲个人账户。2020年至2023年，甲分4次收受“租金”共计38.4万元。

本案中，对于甲收受38.4万元“租金”行为的定性，存在三种不同观点。第一种观点认为，甲虽然是国家工作人员，但在从事民事行为时，属于民事主体，其将商铺出租给乙，提供了四年的商铺使用权，乙付出了38.4万元房租，符合公平、自愿原则，系合法的民事行为。第二种观点认为，甲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乙提供帮助，乙具有向甲输送好处的故意，对于乙租赁甲的商铺并支付租金是否属于向其输送好处，应对该商铺的市场租赁价进行鉴定，如果甲向乙收取高于市场价的租金，则根据“两高”《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》中“关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问题”相关规定，“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，以下列交易形式收受请托人财物的，以受贿论处：……（3）以其他交易形式非法收受请托人财物的。受贿数额按照交易时当地市场价格与实际支付价格的差额计算”，甲属于以交易形式收受乙所送贿赂，高出市场价的租金部分应认定为受贿数额。第三种观点认为，租赁关系是甲乙双方掩盖利益输送的伪装，乙无真实租赁需求且实际未使用商铺，所谓租金实为甲职务行为的对价，38.4万元应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。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。

首先，甲的行为符合受贿罪的主客观要件。从主观方面看，甲作为国家工作人员，多年来利用职务便利为乙提供帮助，明知乙一直具有向其行贿的故意，同时在出租商铺时明知乙并无实际租房需求，仍假借租赁方式从乙处获取利益，在得知B公司实际并未使用商铺时，甲亦未提出任何异议，此情形与其心理预期完全相符；乙多年来受甲帮助，提出承租商铺意在感谢甲向其输送利益，并非真正想要承租，并且签订租赁合同后一直未实际使用该商铺，更印证了其主观上系借租赁之名向甲输送利益的故意。因此，甲乙双方对以租赁形式掩盖权钱交易均心知肚明。从客观方面看，甲多次利用职务便利为乙谋取利益，为了收受其好处，要求并无租赁需求的乙承租其商铺，并在明知B公司实际未使用的情况下，仍以租金名义收受乙支付的38.4万元，该笔款项直接源于甲为乙提供的帮助，是甲职务行为的对价，甲、乙的行为本质上是权钱交易。

其次，甲、乙之间的租赁行为明显不符合正常市场逻辑，实质是利益输送的幌子。甲凭借职权优势地位，单方面确定租金价格和租期，且完全规避了房屋空置、市场波动等出租方通常需承担的风险。乙作为有求于甲的行政管理对象，在明知商铺对其无使用价值的情况下，仍主动接受该不公平的安排，根本动机在于感谢甲并维系关系。甲选择对其有“感谢”需求的乙作为“承租人”，以及租赁合同签订后，该商铺长期空置的客观事实，均清晰表明所谓租赁只是定向输送利益的伪装，并非民事法律行为。

再次，受贿数额应按甲收到的全部“租金”认定。第二种观点主张对该商铺的市场租赁价进行鉴定，并在计算受贿数额时扣除市场价对应的租金。笔者不赞同此观点。判断行为性质应抓住本质，正常的租赁关系中，承租人以实际使用房屋为目的，反观本案，乙既无真实的租赁需求，也从未实际使用该商铺（该商铺为毛坯状态且从未开通水电气），甲对此亦明知。因此，所谓的租金，本质是乙对甲职务行为的感谢，故扣除所谓市场价对应的租金无事实支撑，受贿数额应当按照甲收取的全部“租金”认定。倘若乙租赁甲的商铺后真实使用了该商铺，则理应按照市场价向甲支付一定租金，此种情况下，如果甲乙属于以收送高于市场价的租金形式进行利益输送，则在计算受贿数额时要扣除乙按照市场价应当支付给甲的租金数额。

综上所述，本案中，所谓的租赁关系实为甲乙双方精心设计的利益输送伪装，甲利用职务便利为乙谋取利益，假借租赁之名行收受贿赂之实，其行为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，收受的38.4万元“租金”应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。

来源：中国纪检监察报